第三章  重返人间 

一、人间

冯：你一定记得你是哪一年回到合肥的。你的人生充满生死的节点。

韩：是。1978年，那一年我四十二岁。

出狱后第一次照相

冯：是不是从此开始了你艺术的迸发期？

韩：实际上1976年“四人帮”一完，我身上的绳索就开始挣脱了。

冯：在淮南？

韩：是，前头咱们说过，我创造的那个新画种——刷水画受到广泛的欢迎。各方面的人托朋友找我要，要画的愈来愈多。

冯：那个时代不是市场时代。不是买画，都是求画。你的刷水画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它不同于宣纸上的中国画，宣纸上无法画出这样极其逼真的毛茸茸的感觉；它又不同于水彩画，水彩里没有这种中国画的笔墨，你的确创造了一个全然一新的画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画，有一种震惊的感觉。那种毛茸茸，蓬松、飘逸、灵动，还有一种笔墨的神奇，不可思议。

韩：这是苦难的产物。当时我想画画，可是找不到宣纸，正巧工会有不少图画纸，我想起水彩画有一种技法，是先在图画纸上刷一道清水再画，我主要不是用色彩，而是用墨，效果非常奇特。我就渐渐摸索出这种画法。如果当时有宣纸，我也不会在图画纸上刷水了，就不会有我这种技法与画风的创造。所以我说是苦难把我逼出来的。

冯：这种画技法很复杂吗？

韩：就像国画，最重要的是对水墨与色彩的把握与控制。水墨在刷了水的纸上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至于技法，是不断摸索出来的。我给你讲一个细节。一开始，我对水墨向“外”洇的效果有办法，可是对“内”洇没有好办法。比如画熊猫，眼部是白的，不能有墨，如果水墨向“内”洇，就把眼部盖死了，怎么办？一次在画骆驼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男孩子在看。他看我画的骆驼毛蓬松好看，很喜欢，他一边叫人来看，一边手指我的画。可是他手一指，指肚触到画面，可能人的手指肚有油，就使正向外洇开的颜色停住了。这给我一个意外的启发，我把如何控制刷水画向内洇的方法找到了。

冯：这时候你的政治压力是否愈来愈小了？

韩：这期间，厂里换一位厂长姓秦，叫秦仲明，看上我的才了，他思想开放，下一道命令，我不必再去车间劳动，专搞设计，时间自由支配。这一下我就放开画了，我的影响渐渐出去了。广东轻工业研究所一位陈先生来请我去为他们画花卉资料。

冯：厂里同意你去吗？

韩：这时已经是1977年了。全国开始批判“文革”，平反纷纷开始了。我去到广州，一口气给他们画了各种花卉几百张！他们还印成了一本画集叫做《山花烂漫》。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画集了。不久，万里来到安徽做书记，马上给黄梅戏的“皇后”严凤英平反。严凤英是在“文革”中屈死的。这一下文艺界就解冻了。作家陈登科、鲁彦周，画家肖马也平反了。他们都是安徽顶尖的大家。

冯：我认识陈登科和鲁彦周，有过交往。他们都是很好的作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韩：后来，陈登科、肖马到淮南采访，听到我的情况，看了我的画后，马上找我交谈。他们回去向省委做了汇报，据说陈登科还上书省委给我平反。转年秋天，淮南市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会上宣布给我全面平反，把我调回合肥，调入文联……

冯：这样，从1963年把你从北京“发配”合肥，从合肥送到淮南劳改，再关进洞山，九死一生地转了一大圈，前后历经十五年，现在你又回到合肥，你是否想到过究竟是为什么让你平白无故地付出如此漫长的生命时光，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生死危难？你现在不必回答，等到下边我要与你放开思想交谈这个话题时再说。从你的资料里，我知道，你被平反后的一年，是你疯狂工作的开始。你到处画画，举办艺术讲座，出版作品。

韩：是的。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与界首陶瓷厂芦山义合影

冯：1978和1979年是中国文艺界火山爆发的时期。我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凌汛”，像黄河解冻。冰河开裂时常常发出巨响，巨大大冰块还会冲上岸来削平村庄。我写过一本1977至1979中国文坛的回忆录就叫做《凌汛》，那个时代令人难以忘怀。高压下精神思想的爆发是不可遏制的，创造力也是不可估量的，于是伟大的“新时期”文艺运动开始了。1978年一年我写了七十万字，我也有“井喷”的感觉。我们都是一下子被全国知道的。你的刷水画就是那时候一下子惊动了全国画坛的，特别是1979年你在北京举办的韩美林画展。

韩：黄永玉先生是“文革”后第一个举办大型个人画展的，我是第二个。那时很多文化界的人都来支持我。冯牧、黄永玉、白桦、叶楠、华君武等等。我那幅《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送给白桦的，我们都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寂寞沙洲冷》是从画展上摘下来送给歌唱家张权的。她在“文革”时一直被流放在北大荒……

冯：你终于被世人发现了、认识了、欣赏和热爱了。你的生活发生巨变。1985年你被落实政策，返回了北京。

韩：这由于许多朋友帮助了我，陈登科、肖马、张光年、冯牧、唐达成、吴泰昌，还有常沙娜，她说：“当年我们中央工艺美院派韩美林去安徽，是为了帮助那里建立美院，说好是三年，现在多少年了？必须全面平反。”她说得很坚决，特别是强调要“全面平反”。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

冯：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我钦佩常书鸿，也钦佩常沙娜。我们活到今天，每个人都有恩人。

韩：在合肥肖马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们同住在省委分配的一座小楼里。肖马是位真正的艺术家，画画、音乐、文学的修养都很好。和他在一起，就是和艺术在一起，他女儿严歌苓也是我的好朋友。

冯：作家严歌苓吗？

韩：她很有灵气。那时她还没有写作，但她对艺术很有悟性。

冯：你回到北京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吧。

韩：我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对艺术展开全面的“进攻”——

冯：这一切我都是见证者。我们自八十年代就相识，直到今天，交往不曾间断。我见证过你许多重要的艺术活动与大型展览，见证过你北京、杭州和银川三个艺术馆的落成，还为你这三个艺术馆的开馆剪彩讲了话，我出席了你一年一度的生日纪念与学术论坛，并感受着你与建萍的恋爱经历与独特和多彩的家庭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我目睹你从一个艺术领域跨入另一个领域，不断开创天地一新的艺术境界。你说是吗？

韩：是的。

冯：我对研究你的兴趣愈来愈大。其中最大的还是你的心灵史，以及你艺术世界深层的构成及其内核。所以，我要用口述的方式先对你的人生的脉络进行梳理，下边就要探索这些经历给你的心灵与性格带来的影响了。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他心灵与性格的外化。我们现在对艺术家的研究只注重文本研究，不注重人本研究，但对于你的研究必须从人本出发。

二、光明与阴影

冯：你是我见到的遭遇最不幸的艺术家之一，又是不幸中之万幸。你曾经落难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最为残酷、冷峻、野蛮和非人道的底层。洞山100号匪夷所思。可你又是幸运的，你没有在黑暗中死去，而是在天明之后活着站了起来；并从此开创你最向往的自由驰骋的艺术世界。光明与黑暗在你人生分别占据了一半。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要探讨的。尽管在你今天的光明中已经看不到昨天的黑暗，但是那些黑暗跑到哪里去了？它是否成为一种隐性的阴影，还是已经转化为你特立独行的性格与艺术的一部分，甚至成就了你的性格与艺术？如果是，是哪些呢？我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过去我靠的只是观察，今天要靠你自己来说。

韩：如果你有兴趣，我愿意协助你。你让我说什么？

冯：首先，你当年的委屈和冤枉，现在还有吗？

韩：这些呵，在洞山的后期已经没有了。

冯：那是因为几个案件，以及罚跪、假枪毙等一系列事件，最后一次应该是你的朋友们接你出来吃一顿，面对一桌鸡鸭鱼肉，你竟然还以为“中央”知道你受了冤枉，结果你梦醒了，“愚忠”从此烟消云散。是不是？“文革”发动者的损失是失去了大量的“愚忠”者——实际革命需要的不是“愚忠”者，而是信仰者；而那些“愚忠”者醒来之后呢？其实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因为“愚忠”属于封建主义。可是我想知道，在你的“愚忠”瓦解之后，是否对社会失去了希望？

韩：没有。不再“愚忠”我才解脱了。应该说，在“文革”完了之后，我反而对社会有了真正的希望。

冯：“文革”使我们明白了，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健康、公正和文明的社会。这是我们那代人都共同和强烈感受过的。比如张贤亮，他也坐了二十多年监狱，“文革”后才被“解放”，在美国爱荷华聂华苓的家里，一个晚上，我们与索尔斯伯里喝着茶，谈邓小平、谈中国的改革与未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的声音好像都在发光。那年是1985，正是你落实政策回到北京那年。好，咱们先不谈这些，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回到洞山，我想再往深处挖一挖：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看不见前途的时候，你有没有宿命的意识？

韩：这个有，有宿命论。原先总是想不开，自己和自己较劲。我总想，我是穷人家孩子，十三岁参军，一心跟着革命，有向往，虽然说些牢骚话，也不是我的错呵。“反右”时不是说“大鸣大放”不打棍子吗，结果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打了那么多“右派”。再说我也没干反革命的事呵，什么时候又里通外国了？把我从北京弄到安徽，再从合肥弄到淮南劳改，又关进洞山坐牢，受这么大罪，究竟因为什么？为了什么？当时我找不到答案，最后只能归到我的命上了——如果命里有这个“劫”就逃不掉，归到命上也就认了，不那么难受了。

冯：那就只能任由命运宰割了。

韩：你还有别的出路吗？

冯：可是你为什么还用筷子在裤子上画画，为什么还去努力恢复被挑断筋的手，使自己的手重新能够画画？

韩：这个，说不好，是本能吧。我不是说了——我这辈子就是为画来的！

冯：那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画画。

韩：可以这么说。

冯：我最看重的你苦难史中这个细节，就是蹲在号子里，饥寒交迫，还拿着筷子在裤子上画画。你也许没去想为了什么，好像你只是听命于本能和天性而已，实际上对于你——画画重于生命。

韩：也许是吧。

1974年在淮南瓷器厂

冯：我还想与你探讨一个问题，是苦难与人的性格的关系。我在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发现知青中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人，十分明显。一种人是被生命的重压压垮了，他们在历史中消声匿迹；还有一种人被生活的重锤锤打了出来。你看，现在的社会精英和各界的中坚力量中，有一批强有力的人物都来自当年的知青。残酷的生活把弱者压扁，却把真正的强者锤炼出来。

韩：我说过“有人想用苦难毁掉你，结果苦难塑造了你”。

冯：我发觉你性格里有种刚正和刚烈的东西，宁折不弯，敢于挺身而出，有很强的张力。你承认吗？

韩：我有刚烈的东西。

冯：你这种刚正和刚烈是与生俱来的吗？

韩：我出生山东，从小受孔子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人要谦虚，诚实，重情义，做人端正，宁折不弯。我小时候其实很害羞，到别人家吃饭不好意思吃，所以总吃不饱。人家给夹菜，害羞，躲着，把饭碗拿到桌子下边，结果碗里的饭叫桌子下边的狗给吃了。考到中央美院，入学后听完教务长讲话，同学们纷纷表态，个个能说，说要争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那时不会说话，最后一个发言，我表示谦虚，说我没有灵魂，大家全笑了。可是几十年吃尽人间苦头，人变了，能说了，性格也变了。特别是在洞山为了藏安眠药片，罚跪一天。我心想我受尽折磨，却连自杀也不行，从此我什么也不怕了，不但非活下去不可，还得活得坚强。我是这么活下来的，你说我性格会不会就这样改变了？

冯：这叫我想起阿?托尔斯泰那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如果这话放在你身上，可以改为“在碱水里煮三次，血水里浴三次，烈火里烧三次，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韩：你看我的马画得为什么与徐悲鸿的马不一样，你能从中看到我身上那种刚烈的东西。

冯：有时有要爆炸的感觉，能够感觉出来自一种内心的不可遏制的力量。这些东西有时还会从你画的题款中流露出一些。实际你性格里的东西都在你的画上，你的命运也在你的画上。但洞山那些肮脏与悲凉的东西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的画上。

韩：像我这样，心里没有阴影是不可能的。直到现在我尾椎骨还有问题，会淌血，这是坐牢的后遗症。岁数愈大，我曾经被打碎的脚骨头就愈会疼。偶尔我还会做噩梦在洞山看守所里。但是我到了艺术中就不一样了，艺术家要生活在美里，内心要超脱，不能给人丑恶的东西，要给人美好与希望。只要发现一种美，就要表达出来给人们。

冯：同时，你的艺术又不完全是刚烈的。你的动物和花草表现得往往很温情。这恐怕与你在苦难中常画这些题材与形象有关。你把它们理想化和人性化了。你的画是不是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文艺史上，理想主义正是现实精神贫瘠的产物。问你最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你怀旧吗？

韩：我想一想，是的，有时怀旧。我有时会把苦难中帮助过我的人请到北京来，比如合肥、淮南那些朋友，那些普通的工人，包括在洞山帮助过我的人，我请他们来玩，还给他们组织个旅行团，请他们到新马泰或欧洲去玩。我总是怀念他们，感恩他们。

冯：你怀念那苦难的岁月吗？哪怕是在洞山100号里？

韩：会怀念，当然不是苦难，而是怀念那些岁月与时光，那些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了。

冯：我明白，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你艺术的一部分。

《患难小友》

（未完待续）

选自冯骥才《炼狱 · 天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