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最后三句话

冯：现在咱们换一个话题，聊聊你的精神生活。我想，对于你这样一个天生属于艺术的人，不可能没有你的精神的生活。

韩：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奢侈了。刚才我说我在枪决现场的地上躺着时，看见了月亮，你说我会想到嫦娥吗？

冯：在那种境况中，我所说的当然是一种隐性或心灵生活，比如你在号子里不会没有想到女人，你曾经爱过的？

韩：我老婆吗？她检举了我，在洞山，我老婆正式提出与我离婚了。我看到离婚书什么也没说，立刻签了字。

冯：那么，你还有别的印象美好的女人吗？

韩：我对淮南文工团塞给我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的女孩子印象很美好。那时我是个人人唾弃的人，她为什么这样对我？她又不认识我？

冯：可能因为你有才，他们不是看到你的画了吗？

韩：更是由于她善良，是一种天性吧。

冯：女人最重要的天性是善良。她长得美吗？

韩：很美。她叫程媚媚。我出来后打听到的。

冯：你还想着谁？

韩：儿子。我那条相依为命的小狗。它的脊梁肯定被打断了，死活不知。它当时扑在我身上两只爪子挠我时，在我的衣服上留下一道道印子，我一直没舍得穿这件衣服，怕抹掉了这印子。后来别的衣服全烂了，没衣服穿了，才把那件衣服穿了。

冯：你再没牠一点消息？

韩：在洞山与世隔绝了。我被放出来第一个去找的就是它，这是后话了。

冯：你在号子里可以看到报纸吗？

韩：看守所禁止获得外边的一切消息，偶尔得到消息是远处广播传来的。一次我从广播听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想，你们说我反马列主义，我就读马列主义，看看我究竟反不反马列主义。我身上还有一块钱。我就写报告要买这本书。

冯：买马列主义的书总可以吧。

韩：所长把我的报告撕了，他说只能看语录。后来有个管理员给我买了，我记得当时那本书是七角五分钱。我从这本书真学到不少东西。

冯：我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是当做哲学书读的，我还很欣赏恩格斯的语言。你从《反杜林论》学到多少马列主义？

韩：我认识到“文革”不是马列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理想。

冯：“文革”还与人类历史一切文明相对立，反文明反人性，“文革”时代才是真正反动的时代。如果把你关起来读书多好，画画更好，你还想画画吗？

韩：不是想，而是我还在画画，你信吗？

冯：你什么都没有，怎么画？纸呢？笔呢？

韩：笔是我的筷子，纸是我的裤子。我用稀饭汤抹在裤子上，干了之后用筷子一划，就出白印子。我天天在裤子上抹稀饭汤子，干了之后用筷子画，没有稀饭时抹点肥皂画。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喜欢用狼毫笔吗？跟我当初用筷子画画有关，狼毫硬一些。可是裤子总画就画破了，破了就打补丁，我的裤子打满补丁。

冯：你画什么？

韩：号子里进进出出有各种人物，各种面孔，都可以成为练习速写的对象。我最常画的是心里的画。

冯：我说过“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这里一定有非常杰出的作品。实际上，此时此刻你仍然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专制只能束缚人的行动，无法束缚人的心灵。

韩：可是专制者总是企图束缚人的心灵，“文革”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

冯：画画给你带来什么？

韩：我画画还有一个目的，我手上的筋不是给他们挑了吗，他们不是叫我无法画画吗？我就是要练我的手，我练了四年，我把我的手练出来了，你看我的手虽然有点残，缺一块筋，但是我照样能得心应手地画画！

冯：你是与反艺术、反人性斗争的胜利者。应该说今天，你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胜利的果实。哎，我还想知道，你那个号子里的人知道你在画画吗？

韩：不知道，他们没兴趣，即使看见也以为我乱画来消磨时光。

冯：在这里你没有知己？

韩：他们不懂画，却喜欢听我讲故事。

冯：你给他们讲什么故事？

韩：什么故事都讲，我曾经看过的书很多，古今中外的小说、戏剧、传说，还有电影故事，不过更多是我信口编的。凡是我编的他们都爱听，最爱听的是爱情故事。他们都极度空虚呵，有时晚上九时关灯后我还在给他们讲，看守也站在窗户外面听。我能看见他们的影子。

冯：人在精神贫瘠时故事便会诞生。我在“文革”中也常去给人讲故事。在讲故事时把自己想象的能量也释放出来了。在号子里，精神的土地更是荒凉，你的故事更是必不可少的了。

韩：我的故事使我在号子里成了一种“精神领袖”，有些事他们还真听我的呢。

冯：这是一种变态和可怜的精神生活。

韩：而且对于漫长无边的“牢狱生活”来说，靠着讲故事和在裤子上画画一天天走下去，还是太艰难了。你不能总是那么一股劲的活着，有时会觉得完全没有希望，看不到尽头；到了三年之后，一天天显得特别长，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冯：看来，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麻木了。

韩：麻木自己也是很难的，现实时时刻刻会让你清醒。比如1971年林彪事件后，人们从那股子热劲儿傻劲儿拼命劲儿下来了。我在淮南的几个朋友，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三年多没吃过一顿饱饭，就托洞山看守所的一位姓陶的管理员把我接出去吃一顿。借着看病，接出来一次，那时可真像搞地下工作的。

冯：这可能吗？

韩：姓陶的管理员人不错，是刚专转业的军人，也可能与我这些朋友有点关系，就给办了。

冯：用什么理由办的呢？

韩：借口我身体有病，那时我瘦成一把骨头了，就说接我出来看病。到外边看病是可以的，这姓陶的朋友在看守所有点权力，我的朋友们就把我接出来了，在一个百货店里边找了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鸡鸭鱼肉摆了一桌。我一看就哭了。

冯：感动了。

韩：不是，我那时还是有点愚，一看这场面，我竟然以为北京那边中央知道了我的事，知道我受冤枉了，我就哭了，你看我傻不傻？

冯：怎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会这么想？

韩：我那时太简单呵，真憨呵，有点愚忠呵。我的朋友蒋梦林说：“你都成什么鬼样了，怎么还这么想，中央哪儿顾得上你，再说中央知道你是谁呀，这是我们哥几个给你办的……”这几句话叫我回到现实里，我又哭起来，这一来哭的就不同了，是明白之后的哭，哇哇地哭，哭得我竟然满桌子的菜什么也没吃。

冯：你有叫人不好理解的憨的一面。你艺术的智商超高，但你社会的智商好像差点，要不莫言说你有点“没心没肺”。这也许正是你可爱的一面。可能你一门心思全在画画上面，把人画傻了。傻是一种单纯。我常想，只有你这种人、这种性格和你这种纯粹的性情，才使你能把艺术干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冯：从时间上看，现在距离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时间好像不远了。你是1972年被放出去的吧？

韩：如果我再关在里边，恐怕永远走不出去了。我身体已经完全垮了。管理员已经看出我不行了，不大叫我出去劳动了，每天叫我在院里多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冯：这也正是刚才说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那本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人类最后消亡时，地球渐渐变冷，人类都跑到赤道附近，去吸取愈来愈少的生命必需的太阳热。

韩：我们每四五个月理一次发。四个多月头发很长了，一剃一堆。这时我理发，感觉我剃下的头发不是从头上掉下来，而是飘下来的，又细又长，落在地上，是黄色的。头发是人健康的象征。我感觉我身体快不行了。

冯：那位所长呢，对你怎么样？

韩：有一次所长叫我和一个叫胡傻子的把院里的一口缸搬到另一边，这缸的缸口有一米多粗，一百多斤重，我才几十斤重抬得动吗？上去一用劲，就全不知道了，后来弄到树荫下边半天才爬起来。这时候我又患上了疟疾，根本吃不下东西，真临到死亡的边缘了。这时所长叫人把我弄到一个空号子去，是个小号子，害怕我传上别人，又不放心我，叫两个小偷看着我。三个人睡一个大炕，倒是不挤了。国庆节时，每个犯人分到一小块肉，我也吃不下去，给那两个小偷吃了。我连肉都不想吃，觉得没什么气力了，快完了。

冯：疟疾怎么治的？

韩：有个任管理员，是个副所长，他给了我一片奎宁，没想到这一片奎宁竟然救了我，疟疾居然好了。原本这一片奎宁并没有这么大效力，但是救活了我。可能真像书里说的，人到了底线，一滴水就能活。

冯：也许你好久没吃药了，不常吃药的人偶尔一吃特别管用。我想知道，在放你出来之前，你有没有预感？

韩：我根本不会往那儿想，早认为自己没前途了。可是一天去劳动拔草，所长对我说：“韩美林你出去后可以发挥的地方多了，好好改造就是了。”我听了挺奇怪，他怎么对我说这话，口气也不像平常那么凶了，是不是要放我了？这想法也就是一闪念。绝望已久的人不会往好处多想，多想就是苦恼。可是真的没过多久就放我了。

冯：哪天放的？

韩：十一月七日。

冯：谁通知的你？

韩：所长，他把我叫去。

冯：找你谈话？

韩：设一个陷阱。

冯：我不明白。

韩：那天所长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要放你了，明天你们单位就把你接回去了。你在这儿待这么长时候了，你有什么委屈可以发一发，出去就别发了，你在这儿发的不会给你算什么。”

冯：这可真是个陷阱，你要说点什么不满的话，又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的言论了，你也就别想出去了。放不放你不是他能决定的，上边要放你，他不能不放。可是，你如果有新问题，他就有理由把你再关起来。这人可真够歹毒的。

韩：你认为我是白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了吗？还会那么单纯吗？我难道不知道他在套我？能上这个当吗？

冯：你怎么说的？

韩：我说我韩美林就说三句：一、我不是反革命；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三、你就是给我一支枪我也不会杀人。

冯：他说什么？

韩：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算“聪明”地过了这最后一道鬼门关。

冯：你总算会保护自己了。你没白坐牢。当然，你付出的“学费”无可估量了。应该说这种“聪明”是命运教出来的，就像很多动物有自我保护的本能，都是在险恶的环境中造就出来的。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剧呢，下一代人能理解吗？是不是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苟且活命的可怜虫？可是——我想，如果把他们拉进那个时代，他们会怎样？评价那个时代是一回事，承受那个时代就是另一回事了。

冯：第二天——1972年11月8日，这也是你人生重大的日子，你离开了洞山100号，离开号子时有什么感觉？

韩：我说不好离开号子时的感觉。我把牙膏、草纸和破褂子全留给“弟兄们”了，《毛选》也留下了。管理员在旁边，什么也不能说。一个小偷跟我挤挤眼儿，至于重刑犯——该枪毙的，就摸摸他的肩膀吧。其实碰到别人放出去的时候，各人想的还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的将来。

冯：这一天，厂里派人接你来了吗？

韩：一个姓尹的工人接我回去。我办了手续，领回当年进洞山100号时上缴的东西。皮带已经烂了，断了几截不能要了，工作证上的照片发霉了，那个雕刻的小木头人还有，是个朝鲜姑娘吧，我拿在手里了。还有一点点钱。我离开洞山，说不好当时是什么感觉，反正外边的柳树已经成大柳树了，进来时一头小黄牛已经成挺大的母牛了。可是一上公共汽车就感觉回到了人间了，而且是“天上人间”。听到小孩子哭，自行车铃响，看到卖东西的小店，我激动极了，我感觉我是人了。我看到卖馄饨的，卖香烟的，哪怕是走路的人呵，听到小贩叫卖的吆喝声呵，我已经四年多没听见没见过这些东西了，我回到人间了。可是，我走回厂里的路上就没劲儿了。走一段坐下来歇一会儿。我身上不是还有一点钱吗？先买一包饼干吃，没想到饼干这么硬。我已经快两千天没吃到硬东西了。在号子里天天喝的全是稀饭菜汤，没有咀嚼能力了，受不住硬饼干了，扎得满嘴生疼，吐出来全是血。后来一个医生对我说，多亏你吃了饼干有察觉，有的犯人出来吃得饱饱，几天就死了。那个胃长期以来萎缩了，猛一撑，没能力消化，很容易死。

冯：真是闻所未闻了。

韩：那个姓尹的工人把我领到保卫科，告诉我三恢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还有什么恢复我就不记得了。厂里对我还不错，给我一间六平米的小屋住。

冯：记得你前边说过，你放出来第一件事是去看你的“儿子”，那只小狗。

韩：是，我不给了工资有些钱了吗？就买了肉去看它。

冯：我写你那小说《感谢生活》，也写了这个提着肉去看小狗的细节，还写你见到了那小狗。

韩：实际上我没见到牠。我去到杨师傅家，杨师傅见我又瘦又小、非人非鬼的样子吓坏了。我说，杨师傅我没事了，回来了，我不是看你的，我来看看那只小狗。杨师傅说小狗那天被打断脊梁，嗷嗷叫了两天就死了。

冯：哎，你都不知到哪里去纪念它。

韩：可我永远不会忘掉它，它是为我死的。

冯：你后来爱画狗是不是也与这小狗有关？

韩：狗确实比人还忠实，我说忠实，是因为它绝对不会出卖你。你听说过哪只狗出卖它的主人吗？所以我总画它们。我的《患难小友》画的就是我心中的这只小狗。

冯：我知道，那是你那个时代的一幅代表作，一幅叫人感动的作品。如果人们知道你这个故事，会更爱这幅作品。在你回到厂里之后，厂里的同事们还把你当作反面人物吗？

韩：好多了。可是“文革”还没有结束，运动还总一波一波地从上边掀起来，另外我还没有彻底平反，还在淮南瓷器厂劳动，没有回到合肥，所以政治与我的关系时隐时现。厂里究竟还有几个当年把我往死里整的人，他们是靠运动吃饭的，恨我不死。比如“批林批孔”来了，他们又活起来，趁机把我设计的东西砸了，运动过去又照旧叫我去搞设计，或者给厂里各个车间写写标语。可是，下边的工人待我很好。

冯：怎么好法？

韩：工人待你好，表达得很简单很直接，给你做点吃的送来。那时我无亲无故，孤身一人。他们送点吃的来，我就很温暖。

冯：有女朋友吗？

韩：我在安徽二十二年没有再碰过女人。只有一个女孩儿，她喜欢我的才，有时到我的小设计室来聊天，我俩聊得来，渐渐要好了。那时男女青年要好很单纯，有时我骑车带她上街，她坐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手搂着我的腰，叫人看见了，告诉她爹。她爹以前就和我认识，关系还不错，可是因为我还没有平反，怕他女儿跟个反革命好上没有前途，就坚决反对，还要揍我，她兄弟也要揍我，还拉来很多人要打我，一时闹得挺大。我厂的工人们就守在我的房子周围掩护我。后来那女孩调到了市政府工作，跟我做朋友确实不大合适，这事就岔了。因为这事，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政治问题，也就没再交女朋友，我不能影响人家。

冯：淮南文工团那个程媚媚见过吗？

韩：见过，她结婚了。不过我出来后，淮南文工团的演员、美工，还有一些爱画画的，都常来找我，大家聚聚。我就给他们捏些小动物，小猫小狗小鸡小狐狸，上了颜色送给他们，我还画画给他们，大家都很高兴。

冯：你画哪一种画，画什么？

韩：那时候人物画只能画工农兵，我却不能画，容易叫人挑错，说我歪曲工农兵形象。我就画各种好看的花卉和各种可爱的动物，他们都喜欢。那时出版的画动物和花鸟题材的很少。

冯：基本上没有，那属于“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你画的是国画吗？

韩：我没有宣纸怎么画国画，我创造了一个新画种“刷水画”，回头我细讲给你。我还发明了一种钢笔画，将笔尖后边的“舌头”拉出来。

冯：舌头？导墨槽吧。

韩：是吧。这样一来，就会同时出现一种“粗笔”的复线，效果很特别。对了，这期间我开始练习书法了，还研究古文字。

冯：你怎么可能研究古文字？再说你什么资料也没有呵。

韩：这事也是因祸得福，我这辈子的“福”都是“祸”带来的。1972年底厂里叫我写大字报，我从台子上掉下来了。我的腿不是“文革”初被打断了吗，这次又摔断了。淮南医院接骨头的技术不行，厂里的工人就把我弄到老家济南，由我的同学赵彬送我到齐鲁医院去治。多亏济南的齐鲁医院水平高，一看我断开的骨头根本没对上，上下两截是错着的，如果不是齐鲁医院的大夫硬把骨头拉开再对上，我就瘸了。骨头接好后，就去上海母亲那里去养。自从监狱出来后我身体一直特别虚弱。天天晒太阳，散步。福州路有个旧书店，我常到那里边去泡。一天忽然发现墙角有一堆没有分类的旧书，其中一本书封面上的几个字向我笑着——《六书分类》！我叫营业员拿给我，没等翻开就觉得浑身发冷发抖，跟着哭起来，然后是痛哭，哭个不停。

冯：为什么？

韩：这是本研究古文字的宝书呵！

冯：你怎么会知道这本书呢？

韩：是缘分呵。在我小孩子时到土地庙去玩，从神像后边掏出这本书来，不知当初谁藏在里边的。这是一部专门解释古代钟鼎上文字的书，它叫我十分好奇，虽然我不懂，可是这些文字像画，很神奇，叫我着迷。我就临书上这些字，这也算我最早写的天书了。从那时候到这次见到它，隔了三十多年呵。中间受了这么多苦和罪，几乎和艺术断了缘分，现在重新见到它了，我怎么会不哭？我紧紧抱着它不撒手。

冯：你这人还真有点神。

韩：书店的人见我这么喜欢，就卖给我了。我“三恢复”时不是有些钱吗？后来这书店陆陆续续还卖给我另一些古文字的书，有《说文古籀》《金文编》《四体千字文》等等。有了这些书，回到淮南我就有事干了。反正写字与政治无关，书法和研究古文字成了我个人的生活。

冯：看来你的日子好过一点了。

“我怀念这个家”

（韩美林手绘早年在小学同学赵彬家养伤的环境图）

韩：“文革”后期上边斗得厉害，运动少了，我就宽松多了，厂里单给我一间几平米的小设计室，我设计些茶具和雕塑，厂里不生产这些东西，但也不管我，我就烧出来送给大家，宽松得多了。

冯：还有其他压力吗？

韩：当然还有，我还没有平反，没回到合肥，还是当初“发配”到这儿来的。

冯：这种压力是隐形的。这种压力我也感受过，而且在“文革”没结束之前，谁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虽然“文革”的高潮过了，但不知道它会不会重来一次，还得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韩：那时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我约上几个朋友骑车去到八公山打太极拳，恢复体力。到了周末，人们都休息了，厂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一个人也去八公山，但不是打太极拳，而是一直爬到山顶，对着寿州那边大哭。

冯：为什么哭？

韩：我无亲无故，被肆掠一空，心里堆着无数苦难，而且前途渺茫，我需要释放内心的压抑，一个人，哇哇大哭。每周都去站在山顶上哭。

冯：这情况到什么时候？

韩：直到“文革”结束。

冯：我能够想象到你当时的情景。我看到了，经过惊涛骇浪和九死一生，你终于被时代的风浪吹到大海的岸边，你破衣褴褛地趴在那里，但你活过来了。你的生命力也够得上一种传奇。

（未完待续）

选自冯骥才《炼狱·天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