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67年4月7日

冯：我研究过你的各种材料，其实此前你所经历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序曲”与“前奏”。你真正的苦难史应该是从“文革”开始的，对吧，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韩：1967年4月7日。

冯：记得这么清楚。

韩：如果轮到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这个日子像刀戳在我心里。

冯：在你从杭州回来后不久吧。

韩：我是接到通知回来的，当时有预感，浑身充满一种不祥的敏感。我去杭州的时候，还特意跑一趟上海看我的母亲。那时我嫂子在医院工作，我说我睡不好觉，找她要安眠药，要了几次，凑上几十片带在身上，准备遇到大难想寻死的时候用，这事后边再说。回来后，听说厂里不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挨斗了。连厂长戴岳也给揪出来了。几天后，我跟一个技术员去蔡家岗百货公司买东西。正走在路上，厂里一个运动里闹得挺欢的朱师傅骑车追来，说：“韩美林，厂里有点事叫你回去。”我边走手里还边用小刀刻着一个木头小人儿呢。我们就扭身返回去。朱师傅骑车一直跟着我，实际是盯着我，这时候我就感觉事情不妙了。

我还没到厂门口，差着八十米吧，就见好大一群人，总有好几百人，像列队一样在门口等着我。我一来，都用眼瞪着我，我一看完了。

冯：请你讲得再细一些。

韩：我下意识把手里的木雕人和刻刀揣在兜里。一群人就拿着杠子上来，噼里啪啦一顿揍，再一踹我就跪下了，然后拿铁丝把胳膊和手拧上了，把我连踢带打弄进厂，到了办公楼的二楼上。刚到楼上，一个厂里出名厉害的，瘦高个子，斗鸡眼儿，守在楼梯口一个耳光把我从二楼扇到一楼，再拽上来，向右拐个弯儿，再左拐个弯儿，进了保卫科办公室，一脚又把我踹得跪在地上，一条杠子把我的腿和脚都压上了，叫我“交代罪行”。这时我一看，保卫科长、军代表、工宣队长都在，就知道今天大难临头了。

冯：你很怕吗？

韩：实话对你说，刚开始怕，后来不怕了。人到这时候了，怕也没用，也不知道怕了。我心想，我的言论该交代都交代了，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没干过亏心事。还交代什么呢？专政就专政吧，我就豁出去吧，我说“我都交代了”。身后一个小子，上来就踩压在我腿上的杠子，过去只知道日本鬼子对抓来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踩杠子，这一踩我才知道踩杠子是什么滋味，浑身从下往上冒凉气，那种凉真是没法形容，而且疼得钻心，汗噼里啪啦下来了。这小子说：“叫你嘴硬，给你再修理一下”，然后用木棍往我脚面死死一戳再用劲一拧，死疼死疼，我脚骨头就碎了。

冯：怎么知道碎了？

韩：很久以后照相才知道，六根骨头碎成四十多块。我疼得大叫：“我操你妈呀！”再想叫想说，嘴不行了，已经充血，说不出来了。他们说：“你跟三家村四条汉子什么关系？跟邓拓什么关系？你给他们画画，你跟他们勾着。”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中央工艺美院那边又把我一批新的材料转来了。原先认识田汉、夏衍、邓拓算什么问题，他们不都是大作家艺术家吗？谁知道“文革”一来他们是天天写在报上最大的“敌人”！我韩美林上辈子造多大孽，这辈子身上什么东西都能转化为反革命的证据！

冯：这是你的命运，可是——只有我们这代才会有这样的命运。与三家村的邓拓和四条汉子的田汉拴在一起还好得了吗，你可真的在劫难逃了。

韩：我当时想，我在劫难逃了，只有视死如归，横下心用我那破嘴只说一句：“我没什么可交代的。”那小子忽然从桌上笔筒里“刷”地抽出一把锋利的刀，抓起我的手，在我靠近手腕肌腱的地方扎进去往外猛地一挑，咬着后槽牙说：“我叫你画，你画！”硬把我手上的筋挑了，血冒出来了。这一下，我没感觉疼，只想到我从此不能画了，什么理想、抱负、兴趣全完了，他毁了我！我朝他大骂：“我操你妈！”

我死命往上蹿，他们拿杠子压不住我的腿，拿烟头烫我，把我胳膊用铁丝狠狠倒绑起来。你看看我的手吧，这是挑断筋的地方，这是烫的疤，都还留着。

冯：我不想叫你说下去了！你先别说了……

韩：我想说下去。我这人天生性格太硬。我从来不是软骨头，我什么也不怕的时候更硬。他打你，你愈怂，愈投降，他就愈欺侮你。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太硬，挨的揍受的罪才比别人厉害。这话也对。可是，我这性格不就是这么被打出来的吗？

我接着往下说。他们打完我，就拉出去游街示众了。院子里边敲锣打鼓，集合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还有一堆挨整的，头戴高帽子，都站在院子里。厂长书记也在里边，还有一个会计，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现在就是历史反革命了。这会计最后是被推到白灰里呛死的，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们把压我腿上的杠子撤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条腿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他们把我架下楼，游街就开始了。从厂子东门出去，绕一大圈，再从西门进厂。这时，满街都是游街的。街上的人往我们身上扔石块、石膏、泥巴、煤，还有人上来抽一嘴巴。满身都是扔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鼻子淌血，没有人样了。

我的腿已经木了，两只脚的骨头碎了，一双破皮鞋里全是血，脚肿起来，没法走了，我就把鞋脱掉。我也不知道自己这双脚这双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给我力量的不是人们对我的推推搡搡，而是走在我前边的两个老农民和两个孩子。

冯：你们厂的游街怎么会有农民和孩子？

韩：当时街上不少游街队伍，碰到一起就合到一起。这游街的农民和孩子都是从别的队伍合进来的，合进来就走在我们前边。两个农民一个是卖白菜的，一个是买白菜的，那时农民买卖自己的农产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碰巧抓到了就拉进游街的队伍里来。他俩手里各拿着一面锣，前边卖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卖白菜。”后边买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买白菜。”那两个孩子是土坝子小学的学生，学校叫学生到校外边拾废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孩子拾不到，就去工厂偷，每人偷了一根铁棍，叫人抓住了，也推到游街队伍里来。游街时叫这两个孩子背着偷来的铁棍，铁棍有二十多斤重，走长了，快给压得趴下了，腰弯成一个钩，还硬往前一步步走，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给了我力量。他们走得了，为什么我走不了。我走过的地方，都有两只脚的血印子。

批斗时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文字（韩美林回忆）

冯：我无法想象你当时的心情。

韩：可是这时奇迹出现了，就在这当口我的儿子突然出现了。

冯：儿子？你那小狗吗？它怎么会来了？

韩：是呵，它忽然从人群里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两个前爪子亲热地抓我，拉我衣服，从我裤裆下边钻过来，钻过去，用鼻子闻闻我的膝盖，我的腿，好像牠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像它知道我受苦，浑身上下又是土，又是血。我当时已不成人样了，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呢？可是就在这时，押着我的那些人轰牠，怎么轰也轰不走，还朝他们吼叫，他们火了，挥起杠子打下去，儿子惨叫，几杠子都打在它腰上，下手极重，我猜是打断了脊梁骨。它叫着挤出人群跑了；但是，它的出现给我增添了力量。

冯：什么力量？

韩：情感就是力量。人性也是力量。

冯：可惜这种人性在人身上不存在了，是狗体现出来的。你的儿子的脊梁真的断了吗？

韩：我从此再没见过它。

冯：你知道巴金先生听了你这只狗的故事，被感动了，想起自己爱犬的遭遇，写下他那篇著名的散文《小狗包弟》？

韩：知道。

冯：你后来没有一点牠的消息了吗？

韩：有，咱们后边再谈。

冯：此时此刻你的世界里肯定没有艺术了。

韩：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部“作品”。

冯：怎么可能？什么作品？

韩：画。

冯：想象的吧。

韩：不，是画的，我告诉你。游街回来后，我们几个被斗的“牛鬼蛇神”坐在大礼堂前台阶上等着吃饭，饭后还要继续游街。这时，我的皮鞋不是一直提在手里吗？鞋壳里不是灌满了血吗？我忽然发现从鞋尖流出来的血淌在地上，那血的形状有点像个鸡头，我有了绘画的感觉，顺手用鞋尖蘸着血把这只鸡画出来。

冯：这种时候你怎么可能还会去画画，而且是用血去画？能告诉我在那种情境里你从哪里产生的这种艺术行为？

韩：由着本性吧，因为我是画画的。

冯：现实那么残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韩：艺术对于我是听其自然的。

冯：这是什么姿态的鸡？

韩：站立着的，雄鸡，好像是这样吧！

冯：美好的形象吗？

韩：当然，它是我心里的，与这现实无关。

冯：它是美好的，但是用血画的。如果这只鸡还在，那一定是“文革”时期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亚于毕加索的和平鸽。可是我们无从找到它了。

回忆当年那只“血鸡”（韩美林画在访问提纲的纸上）

韩：就在我画这只“血鸡”时，过来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用柳条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叫我们喊他们“爸爸”，还踢我们。我们人都快给打烂了，哪里还受得住踢。

冯：那你们怎么办？

韩：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只是他们的恶作剧。再说这并不能怪他们，是那个社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坏人。我们只好叫他们“爸爸”，不停地叫他们“爸爸”。

冯：下午继续游街吗？

韩：是，一天下来我们走了十里路，我也不知道自己两条破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游完街，就被送到公安局的看守所。进了看守所，被看守上来一踹跪下，朝我喝叫：“现在宣布，拘留淮南瓷器厂反革命分子韩美林，你签字吧！”我签完字，我们厂里的人就走了，我归公安局管了。警察把绑我的绳子铁丝解了，我的手脚和身上，不是紫的就是黑的，然后被两个警察押着走过院子，进到里边。

进看守所先要登记，然后解下皮带，身上的东西掏出来，工作证，一点钱，还有那木雕人，都交出来；刻刀在游街时掉了。没想到，我在这里被拘押多年，等到出来时，我那条皮带由于沾了不少血，还有汗水，沤湿发霉，全都烂了。

五、九天

冯：你在看守所押了多少天？

韩：九天。

冯：这九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受审讯吗？

韩：没人审讯我，而是一次次被拉出去批斗。

冯：你不是已经被公安局看管了吗，为什么还被拉出去批斗？

韩：我还没有被捕，再说那时已经无法无天，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我已是案板上的肉了，谁都可以剁一刀。

冯：把你拉出去批斗的还是淮南瓷器厂的人吗？

韩：有时是回厂批斗，有时是外单位拉去陪斗。我已是淮南市的批斗明星。想想看，又是反动言论，里通外国，叛国卖国，又是三家村四条汉子的黑帮分子，在淮南哪有我这号的反动人物？有谁能和三家村四条汉子挂上勾？邓拓、田汉、夏衍，全和我有事。揪出我这号人物是多大的成绩？批斗我这号人物多过瘾？听戏还听名角呢。我还一次一次被弄到合肥各大单位批斗。好像现在的“明星走穴”。可是，批斗最厉害的还是淮南瓷器厂。

冯：怎么厉害？

韩：想出最厉害的办法整你。叫我们十几个被批斗的人，分别跪在工厂东西大门的门口。

冯：示众吗？

韩：叫上下班的人往我们身上吐唾沫吐痰。

冯：有人吐吗？

韩：怎么没人吐，唾沫、黏痰，还有人擤鼻涕。吐得满身满脸，黏黏的，厚厚的，太厚了就往下流，简直都成“鼻涕人”、“唾沫人”了。一天下来，人是臭的。

冯：有的人认识你，他们也会往你身上吐唾沫。

韩：吐不吐是对阶级敌人的态度。我韩美林是破鼓乱人捶。可是也有有人性的，扭头过去了。和我一班干活的女工，就故意说话装着没看见我跪在那儿。有个姓黄的女孩，陶瓷学校毕业的，她和我并不熟，不但没啐唾沫，还朝我点了点头。不过这一点，叫我记了一辈子。

冯：虽然人们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人性的本质和品德参与着“文革”。

韩：批斗我时，造反队用石膏给我写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牌子，上边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家村黑爪牙、里通外国的黑特务韩美林”，“韩美林”三个字上边还使红笔打上叉。这块牌子用铁丝挂在我脖子上。牌子重，铁丝勒进肉里；我脚骨还是碎的呢，怎么也站不住，身体一晃，就说我不老实。这时，一个造反队员上来朝我大骂，说要砸烂我，一棒子打下来，把石膏牌砸个粉碎。他就去找块纸板，做块牌子，写上我的罪名，再挂在我脖子上，我就舒服多了。这个造反队员姓方，是从淄博调来的陶瓷工人，我心里明白，他是有意把石膏牌子打碎的，他变个法子救我。

冯：我就用这种法子救了邻居一位老女人，红卫兵用火烧她时，我给她搂头盖顶浇一桶水，说是叫她“清醒清醒自己的罪恶”，实际是将她身上的火浇灭了。这件事，我写进我的“文革”回忆录《无路可逃》里。那时，很少有张志新那样的公开站在“文革”对立面的英雄，一般有良知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同流合污，保持沉默；一是用智慧迂回抵制。这就是“文革”冷峻的现实。

韩：在这些批斗会中有两场给我的印象很特殊。一场在淮南市文工团。那天批斗会的感觉十分特别，文工团都是演员，男女演员都年轻漂亮，喊口号的声音清脆响亮，念批判稿时声音顿挫有力，很像朗诵。对我的态度也不那么凶。在批判会上，当把我的“黑画”展示给大家时，居然有人还挺欣赏。文工团里有搞美工的，我听见他们在说“画得真不错呵”。我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高材生，在淮南这么偏远的地方当然很难看到我们这样水平的画。

冯：你的家在“四清”时不就被抄了吗？怎么还有画？

韩：从“四清”以来，我家被抄了七八次，哪里还有画？是从省公安厅和轻工业厅临时借来的，为了叫群众批判的。公安厅不懂画，认为我画的都是“黑画”，拿来批判就是了，其实都是很好看的装饰画，往这儿一摆，等于给我办展览了。中午吃饭时，一个很漂亮的女演员给我拿来一碗面，里边还放了一些肉。等我回到拘留所，觉得口袋里有东西，掏出来一看，居然是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肯定就是那个女演员偷偷塞在我的口袋里的。如果所有批斗会都开成这样多好。我当时真想淮南文工团再来拉我去斗一次。

冯：你说两次批斗会很特殊，另一次在哪儿？怎么特殊？

韩：是淮南文艺界搞的，这次气氛就完全不同了，很紧张。同时挨批斗的六个人里有淮南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反动权威，因为我是从北京调来的。批斗会上一个小伙子蹿得特别高，大声念完“最高指示”之后，就带领全场呼口号，可能他脑袋里的弦绷得太紧了，一下子把“打倒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顿时全场大乱，出现一个现行反革命，立刻五花大绑把他推上台，说挖出一个“和韩美林一样的现行反革命”。哪是挖出来的，是他自己蹿出来的。

更离奇的是下边，一个主持会的老领导，也紧张起来了，愈怕把话说错愈出错，他竟然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当他意识到他把话说反了，犯了大忌时，急得一边哭一边“啪、啪”扇自己耳光。于是又冒出来一个反革命。

我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心想怎么一连出两个闹剧，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种戏剧来呀，我噗哧一笑，叫人看见了，他大喊:“我检举，刚才韩美林笑了！”我跟着挨了第三顿揍，但这样荒唐的批斗会也是很稀罕的了。

冯：我想问你，在这一连九天的批斗之后发生了什么？

韩：第九天的批斗会在看守所的门前举行，批斗会结束，我因反革命罪被宣布正式逮捕。这一天对于我，好似在人间与地狱之间划一条界限。我前边遭受的其实还都是人间的苦难，从这天开始才真正经受炼狱的磨难了。

（未完待续）

选自冯骥才《炼狱·天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