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 · 天堂

2016年，冯骥才为韩美林撰写口述史《炼狱·天堂》，这是一部揭示韩美林个人成长的心灵史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两位艺术大家韩美林和冯骥才对生命、历史、现实和艺术的理解与碰撞的书。

韩美林艺术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将陆续选发《炼狱·天堂》内容，敬请垂注

二、里通外国

冯：“四清”整你，除了言论，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韩：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不在北京，是在安徽，非常严重，比言论问题大百倍，死罪，但根本不存在。

冯：我听不懂。

韩：这件事情得分做两头说。一头是孔雁和她的男朋友。孔雁是我们轻工业研究所的一个女技术员，上海人，气质不错，喜欢艺术，跟我聊得来，关系挺好。她的男朋友姓赵，在国防科委搞原子弹研究。他从研究基地出差去上海，身上带着绝密材料，在前往上海途中拐个弯儿来合肥看他的女朋友孔雁。他这行动是私自决定的，没告诉他的单位，致使在上海接站的人没接到他。可是他身上有保密材料呵，接站的人没见到他，失联了，事情就大了。虽然他在合肥只待了一两天，因为他瞒了组织，被引起怀疑，怀疑他泄密或贩卖情报。

冯：可是这事与你有什么关系？

韩：这要说事情的另一头。就在这两天正巧我去上海探亲，看我的母亲。我在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时，有个同学叫谢列克，是波兰的留学生。谢列克和我关系不错，他有个爱好与我相同，就是集邮。我与他多年没见，这次我来上海探亲，到集邮商店逛逛，没想到与他不期而遇，老同学见面很亲热。那时他在上海波兰领事馆工作，我也不清楚。我们就跑到一家咖啡店里去喝咖啡，叫安全部门注意上了。

冯：那时社会相当封闭。外国人都被视作“敌人”，总和外国人混在一起就会被认为不会有好事。你和一个金发碧眼的人闹得挺热乎，当然叫人怀疑上了，盯上了。

韩：这就是事情的两头，一边是携带国家机密情报的人失联了，一边是与外国领事馆的关系不清不白，都是疑点，都不是小事。

冯：可是这两头并没任何关系呵。

韩：可这两头都与孔雁有关系，也都在上海。

冯：你见到孔雁的男朋友了吗？

韩：我根本就不认识孔雁男朋友，直至今天也没见过他，连他长什么模样，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

冯：那会有什么事？

韩：你听我说。这两头都跑到了我们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来调查。国防科委和公安部来调查孔雁的男朋友“泄密”的事，上海的安全部门来调查我与外国领事馆人员“秘密接头”的事，由于我和孔雁关系不错，他们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冯：我不明白，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韩：很简单，就是说孔雁的男朋友在上海“失联”时，把绝密的材料交给我，我在与谢列克喝咖啡时，偷偷把情报给了波兰领事馆。你说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间谍影片了？

冯：这事如果是真的，就是死罪了。

韩：特务、出卖国家重大机密，叛国。

冯：可这完全是假设，是虚构，子虚乌有，没有事实根据呵。

韩：那时根本不需要事实，怀疑你就整你，逼你承认。你愈说没有，整得愈凶，给你的压力愈大。

冯：他们没凭据怎么整你？

韩：凭据就是怀疑。“四清”这期间他们不是把我的档案全折腾一个够吗，还发现我在工艺美院时，与另外几个外国学生关系“不一般”，一个伊拉克的，一个蒙古的，好像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其实不过是他们喜欢我的画，与我关系不错，没想到这些关系也早被作为疑点，记在我的档案里。

冯：看来，在你的档案里，你绝对不是好人。

韩：你认为你对国家忠诚不贰，自己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你在人家眼里却是一张画满了污点的纸，甚至是黑纸。但你不知道。你还傻乎乎以为人家信任你呢。

冯：他们把你与这几个外国留学生的关系，同这件疑案全都联在一起了。

韩：何止联系一起，这些全是我里通外国做特务的“重要线索”，我和每个留学生的关系全要查个底儿掉。

冯：又是反动言论，又是里通外国，问题相当大了。

韩：我“里通外国”是重大疑案，公安部、国防部和安徽公安厅联合立案侦查，省委书记亲自坐镇，势头极猛。我又是从北京来的，被看得很重，成了整个安徽轻工业厅和文艺界头号的运动对象。狠整我死整我，恨不得把我整成蒋介石。

冯：搞运动就是要整出人来，人物愈大成绩愈大。那时的政绩不是GDP多少，是整出的人多少。你害怕吗？

韩：当然怕，我可不是英雄。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从来没碰过这种政治上的事，这样的来头和架势，遇到这样排山倒海的压力。

冯：什么样的压力？

韩：审讯，像审犯人那样审讯，逼着你招，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一条条全认了。我能承认这些根本没有的事吗？我这人嘴硬，我不认；他们就开批斗会，给我施压，而且一次次加大压力，这种场面我没经过，还有一个个人站出来当场揭发我。

冯：哪些人揭发你，揭发你什么？

韩：没有的也揭发。有个姓蒋的上海人说他脸上的疤是1939年被我从楼上推下来摔的。1939年我才三岁。那时他在上海，我在济南。这种荒唐透顶的谎言也在大会上揭发，大伙还跟着喊口号，打倒我。

冯：他为什么“揭发”你，出于什么目的？

韩：我理解这个姓蒋的，他出身资本家，运动中他也有压力，他必须争取表现，那就得狠狠打击我。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一个学生也跳出来揭发我，虽然他的动机也和他出身不好有关，他是地主出身。可是我平时待他特别好，有了稿费粮票常拿出一些放在他的枕头下边，平时心里话常跟他念叨，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牢骚话、对社会不满的话对他说说。批斗会的头一天，他悄悄对我说，你放心，我绝不会检举你。没想到，第二天批斗会上第一个跳上台揭发我的就是他。说我一次看到报上刊登毛主席在招手的照片，就说“如果他知道大跃进时饿死多少人，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可是，当时屋里只有我们两人，他不说，没人知道。他的揭发给我增加一条重罪。

冯：你这几句话在当时确实够得上“反动言论”了。我的一个朋友，湖南人，教语文的，运动中对他揭发最致命的就是平日最贴近他的学生，对他最知根知底，伤害也就最深。

韩：更深的是我老婆。她把枕边的话全检举出来了。

冯：你真是万劫不复了。

韩：我对这个事态绝望了。像我这样一个穷人家出身并参了军的人，一个纯洁的人，竟遭到这种事，这算是革命对我的一种奖赏吧。我哥哥那边也声明和我划清界限，不准孩子再叫我二叔。可是，当我老婆提出和我划清界限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的家完了，心里的抱负也完了。我曾经有那么大的抱负，想当个好画家，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这下子全毁了。天天批斗会后，把我关进一个小屋写检查，认罪材料，公安厅的人在门外守着我，我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我想死。

冯：你有过行动吗？

韩：自杀吗？有，我自杀过。一次上厕所，我看见地上堆了一堆石灰，又脏又臭，还有蚂蚁和虫子，我大把大把抓起来往肚子里吞，吞得真不少呀，我想用石灰把我烧死，可是没想到石灰时间长了，变质了，不会烧人，反而有钙，嘿嘿，倒给我补钙了。我没死成，可是我的志向破灭了。你知道一个人的志向破灭是什么滋味吗？

冯：如果从社会意义上说，我也尝过。但没有你经历得这么残酷。你“四清”运动的这些事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韩：里通外国的事没法证明，连我见过孔雁的男朋友的说法也证明不了，最后只能不再提了，听说后来孔雁的男朋友调离了原单位，孔雁也从研究所调走了。但是我的言论问题跑不了，结论是“内定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下放到淮南瓷器厂劳动改造。

冯：这是哪一年？

韩：1964年5月。在合肥一次批斗后，直接送到淮南。

三、九区十八岗

冯：淮南瓷器厂在什么地方？

韩：合肥以北的八公山的地方，淮南，这个地方俗称九区十八岗，很荒凉，很野。

冯：这是什么样的地方，能说是很野？

韩：淮南这城市过去叫做“狗撒尿”的城市。城区很分散，这一片，那一片，早先人们在这里开矿形成的。哪儿有矿，就在哪儿落脚，互不连着，单是火车站就有九个，一个区一个，散落在八公山下，俗称九区十八岗。八公山不高，名气并不小，成语“草木皆兵”就出自这儿，《资治通鉴》上有记载，你可以去查。这些地方的人没文化，民风剽悍，历史上出土匪，有句俗话叫做“九区十八岗，岗岗出土匪”。瓷器厂在蔡家岗的土坝子。

淮南古镇的残墙，今已不存

冯：一个小厂子吗？

韩：不，规模很大。两千多人。

冯：这么大的瓷器厂，生产什么？

韩：主要是大瓷碗。附近一些省农村使的碗都是这里做的，产量很大。

冯：是那种粗瓷的青花大碗吗？

韩：比那种碗还粗。上边的花不是画的，是喷的。这种碗有个歌儿“吃饭戴口罩，刷碗戴手套，放在屋里怕老鼠咬，放在院里怕麻雀叼。”为什么老鼠会咬、麻雀会叼？因为碗上的沙眼很大，大的像洞眼，米渣饭粒会留在里边，老鼠麻雀就找上来了。

冯：你在瓷器厂干什么呢，既然都是喷花，没有你画画的活可干了。

韩：画画？美得你。我是劳改对象，粗活、苦活、最重最吃力的活都给了我。我被分配到三车间，车间里五个人一组，只有我一个男的，其余都是女的。女人拉坯，喷花。我运料、搬运、装窑。烧瓷碗时，一长条板案上放三十个碗坯子，六十斤重，要一条条扛进窑内摆好，摆好碗坯后就守在窑前捅炉子，人就像上了发条一刻不停，这种馒头窑的温度必须达到1200°C，车间温度在50°C度以上。到了夏天，只有疯狂地喝水，反正水随便喝。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个碗坯子，不定哪一天烧成个碗就不受这个罪了。

冯：你过的生活怎样？

韩：不是人的生活，除去像牲口一样干活完睡觉，睡完觉干活，没人理我。我是反革命，谁敢理我？人人还要监视我。

冯：你的老婆也跟你到瓷器厂了吗？

韩：她已经与我划清界限了，还会跟着我来劳改？

冯：你先安静一会儿，我们先不谈这个了。我想知道这期间，你有没有遇到一点温情的东西，哪怕一点点？我的人生经验是，人在落难时，总是会碰到一些人情的温暖。这恐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老天的眷顾”了。哪怕就这一点点，都会给处在绝境中的我们以很大的支持。

韩：有。

冯：谁给你的？他是谁？

韩：一条狗。

冯：就是你那出名的“患难小友”吗？再说一说，这是什么样的一条狗？

韩：刚才我说了，我天天基本上是一个人干活，活着，没人理我。吃饭时我独自坐在一棵柳树下边吃，别人都离我远远的。这时总有一条狗走到我跟前，围着我转，看看我。它是厂里一位姓杨的师傅家养的。我想牠是不是也挺饿，我就从碗里夹块肉皮、菜叶、面片给它，或者扔一小块馒头给它，渐渐它和我成朋友了。它长得不好看，深棕色，发黑，没什么模样，没人理它，它常摇着尾巴围着我转，跟我玩。我干活时，那些地方热极了，它非要跑过来陪着我，也不怕炉前的地面烫脚，还常常有火星子。它总来找我，有时我就跟牠说两句话。

冯：还说牢骚话吗？说犯歹的心里话和不满的话吗？

韩：我说，它也不会揭发我。在当时，这世界上惟一不会揭发我的只有这条狗了。没想到吧，到头来把你当作朋友，你敢对它说心里话的，竟然是一条狗。

冯：这是你的幸运，也是那个社会的可悲。

韩：我那时确实体会到你说的“幸运”。

冯：你管它叫什么？

韩：儿子。

冯：噢？真叫它儿子吗？

韩：是呵，就叫儿子。

冯：你叫我体会到你对牠是一种伟大的感情，高过人间的情感，还使我想起作家周克芹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儿子是忠实的。

韩：我讲给你一个细节。我在淮南瓷器厂干了一年多，厂里看我人挺老实，还有我是画画出身的，喷的花儿也比他们强，渐渐成了车间里喷花技术的“权威”了，车间的头头对我就有一点信任感了，一次派我外出买一趟东西。那天我跑到火车站要上车——我不是说这城市有九个车站吗？从这边去那边就坐火车。临上车时，这“儿子”居然冒出来，叼住我的衣襟，死拽着我。我说我出去办事，当天就回来。它不干，我硬是摆脱它上了车。牠就在车后边追，它哪里追得上火车呢？看着它呼呼地跑着追火车的样子，叫我感受到一种感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你说说。

冯：感情最高的境界是纯粹的感情。老天还算公平，在人间把你的感情肆掠一空时，这只狗给了你，而且是最绝对纯粹、毫无功利的感情。你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老天给了你一个儿子。

韩：是，你说得对。

冯：我想知道你还画画吗？

韩：画。

冯：你不是所有绘画的抱负和志向都被毁灭了吗？

韩：可是我忍不住呀，我好像本能地在画。

冯：我刚才说过，其实只是在社会意义上毁掉了你的志向，但在艺术上、你的天性上，你绘画的“抱负与志向”依然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韩：是的，谁也别想毁掉我画画的本性。我是为了画画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冯：你说的是艺术家的天性，这也是艺术无法在血缘上遗传的原因；但这种天性只属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韩：可是有人想改变艺术家的天性，想叫咱们按他的意思画画。

冯：那就看你是否守得住自己了。被扭曲可能比被毁灭更糟糕。这期间你画什么画？

韩：心里冒出什么就画什么。画可爱的形象，也画某些人丑恶的嘴脸，还有各种构思、构图、设计、草图。

冯：你用什么材料画？

韩：到处拾来的、找来的纸片子。

冯：笔呢？

韩：自制的，我用狗毛绑的。我还把这些画钉成一本子，在封面上写了两个字——纳步。

冯：为什么取名叫《纳步》？

韩：就是留下艺术的脚步。

冯：单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在这种境况下，你对自己的艺术还是有想法的。

韩：这本《纳步》的命运也挺奇特。我们厂里有个工人叫小潘，他喜欢画画，把《纳步》借去了，“文革”一来，我被抓起来后，他就把这个画本拆开，将画页藏在他家镜框子后边，等我后来放出来，他又装订好还给了我。

冯：“文革”一来，你马上被抓了吗？

韩：不是马上。我们淮南这地方偏远，和北京、天津、上海不同步。“文革”初期，我们厂立刻就完全乱了，工人起来造反，没人管事了。我常常被造反派叫去写大字报。反正写毛笔字谁也写不过我。叫我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时候有些人不是闹着给自己平反吗？我脑袋里冒出个想法，我也应该给自己平反，这就想到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学蔡小丽，她人很正派，人性也好，对我很了解，她人在杭州，我想找她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是好人。

冯：其实你这个想法很幼稚。

韩：我从来没成熟过，也不想成熟。那时单位没人管，我就买张票跑到杭州找到蔡小丽，把来意一说。她犯难了，不知怎么写，也不知写给谁，我想了想才明白自己并没有想好，我叫人家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呢？这证明根本无法写，只好作罢。不过，这次在杭州叫我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批斗盖叫天！我爱看京剧，盖叫天在我心里就是个神。可是这会儿当街正在烧他花花绿绿的戏装，火光浓烟往上冒，盖叫天当时也八十多了，人快不行了，给放在一张躺椅上，呆傻似的仰面而坐，两眼无神，嘴张成一个洞，脑袋剃成阴阳头，半人半鬼，完全没有我心中那个“武松”的形象了。一群造反的红卫兵围在四周狂呼乱喊。这么一个巨人都这样了，天下已经大乱了，到处游街抄家，想想自己，不知道下边什么在等待着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淮南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