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

出生于1936年12月26日，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在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乃至写作等诸多艺术领域都有很高造诣，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开拓者。在中国的杭州、北京、银川三地均建有韩美林艺术馆，继1980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区10月1日定为“韩美林日”以来，2013年12月21日首个“韩美林日”在中国确立。2015年10月13日，韩美林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成为中国美术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出生于天津。当代作家、画家、文化学者。文学代表作有《珍珠鸟》《灵性》《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俗世奇人》《神鞭》《三寸金莲》《一百个人的十年》《无路可逃》等。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俄等多种文字。近十五年投身民间文化和传统村落抢救，相关理论、随笔及主编的大型文化档案颇丰。现于天津大学任教授。

炼狱 · 天堂

冯骥才，是韩美林的一生知己，更是艺术上的知音。2016年，他为韩美林撰写口述史《炼狱·天堂》，这是一部揭示韩美林个人成长的心灵史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两位艺术大家韩美林和冯骥才对生命、历史、现实和艺术的理解与碰撞的书。该书分为上卷和下卷，上卷是炼狱，下卷是天堂。“炼狱”，是用口述文学的方式呈现出韩美林苦难又传奇的人生脉络，也是他的个人传记；“天堂”，是冯骥才通过对谈去探究这些苦难的经历对韩美林心灵和艺术的影响，敏感准确地建构出韩美林艺术世界的深层内涵，这是艺术的王国，也是美的旅程。“炼狱”阴影重重，“天堂”光彩夺目，这是一部关于当代艺术家艺术人生的奇书。

即日起，《炼狱·天堂》将连载发布，敬请垂注。

前 言

有一次我对韩美林说：“我和你几乎是一生的朋友，可我一直欠着你一件事，我应该为你写一本书。”

我说的这本书，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评传；尽管他身上充满传奇，这更不是一本传奇。这是一本揭示他个人的心灵史和特立独行的艺术世界的书。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韩美林是一团解不开的谜，甚至是一个奇迹，很难走进他的深层，真正明白他。我想，我一直自信了解他——他这个人，以及他的艺术；将他了然地揭示出来这件事还是我来干吧。

1999年5月6日，中国美术馆“韩美林艺术展”

在与他至少三十五年不间断的交往中，我一直有意或无意地感受他，还以作家冷静、探究、职业的目光观察他和认知他。我承认即便如此，我对他仍有难解之惑。我所说的，并非他永无穷尽的精力与能量，不竭的艺术激情与灵感，磅礴的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因为这一切都来自天赐。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无法研究的。

我是指他身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他曾经遭遇过闻所未闻、几近极致的屈辱与折磨。我和他是同代人，我知道折磨二字的真正含意。我本人也经过严酷的磨砺，但我与他不同，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包括肉体。他和张贤亮有某种相似，他们的遭遇是命运性的，又是传奇性的。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的画里，却找不到这些历史的阴影。没有愤怒、嫉恨、愁苦与伤感，没有这种心理的表达、宣泄，乃至流露。在他的艺术中，从题材、形象，到境界、情感、色彩，全是阳刚，明彻，真纯，浩荡，全是阳光。就像大海，经历过惊涛骇浪，却决留不下一丝阴影。他的心灵里也全是阳光吗？他可是用心灵作画的画家呵。这究竟为了什么？他是有意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拒绝于画外，是躲闪或回避，还是那些命运的阴影从来就没有进入他的心中？那么他的艺术与人生是怎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琢磨不透。

这个现象并非韩美林独有的。在西方，比如梵•高。我曾去巴黎郊区的奥维和小镇寻访梵•高人生最后的住所。在那间不到八平米的坡顶、阴影重重的小屋里，至今还遗留着他生前贫苦的氛围。他经常饥肠辘辘地作画，但他画中的色彩却无比美丽灿烂，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魅力。

绘画史上有两种画家。一种是八大和蒙克，个人心灵的苦痛全深刻地体现在自己的笔下。还有一种是梵•高，是韩美林。背负着命运的黑暗，艺术向往光明。

莫扎特也是如此，在他快乐的旋律中找不到他本人任何的不幸。

2009年，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韩美林对我讲过自己患难之时遇到过一个知己——一条小狗的故事。我曾用这个素材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感谢生活》，发表在冯牧先生主编的《中国作家》上。这也是我拥有国外译本最多的一部作品。然而，我读过海内外一些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遗憾地发现，没人能理解这小说是在探索这种艺术心灵的奇迹，反而谴责我歌颂当时中国社会的反人道，为什么要去“感谢”那样的生活遭际？

韩美林却告诉我：真正的艺术家确实是非同常人。他们是艺术的圣徒，他们用生命来祭奠美，即使在苦难中，身边堆满丑恶，他们的心灵向往、寻求和看到的仍然是美。我最近在一部非虚构的自传体的作品《无路可逃》中的一节，描述了“文革”中我所交往过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默默无名，但虔诚地挚爱着艺术，充满美的向往与渴望，在贫瘠的日子里过着精神上富有的生活。我称他们为“艺术家生活圆舞曲”——当然这是畸形的圆舞曲。我相信自己理解韩美林。可是，在今天，这种真纯的艺术家是稀有的。我常常为有这样的艺术家在身边而感动。

口述访谈中

在小说《感谢生活》中，我采用的是小说的方式，将我对他这种艺术家的感知表达出来。现在，我更想做的是，对这种艺术家的心灵本质做更深入的探讨，而且要用他自己的话直接表述自己。我决定使用大卫•杜波David Dubal的《梅纽因访谈录》的方式，通过对话式的访谈，进行心灵追寻；以他本人的口述直接呈现他的心灵。口述的价值是第一手的、现场的、直接的和本人的。惟其这样，才能证实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家确凿的存在，同时使身在弥漫着市侩与庸俗烟雾里的我们，还能够找到对艺术的信心。

为此，我在文本上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炼狱”，下半部分为“天堂”。“炼狱”是韩美林人生经历及其本人的感知，这部分基本采用对谈式口述自传的方式。当然，这里的自传主要是他的受难史；“天堂”则通过对艺术家心灵的解析，探讨韩美林艺术世界的独特与深层的本质。

全书的主题是寻找他究竟怎样一步步从黑暗的炼狱到达通明的艺术天堂。

为了文本和版面的简洁，访问者冯骥才简称“冯”，被访者韩美林简称“韩”。

前言数页，亦做序语。

冯骥才顾同昭夫妇与韩美林周建萍夫妇

上卷 · 炼狱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摘自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章

第一章

苦难序曲

两本少年时期的美术出版物封面（1954年）

冯：现在，我开始做你的口述了。你可得做好准备，我可不是做你的传记。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传奇，穷苦出身，十三岁就参军做通讯员；你还是个绘画的神童，十八岁就出版了两本美术教育读物——我还收藏着你这两本书《绘画基本知识》和《小学图画教学参考画集》呢，那是195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吧。然而你的口述，要从你“陷入苦难”开始。这才是我的工作。我要求从现在起，你要回到你苦难的过去；我知道你的苦难像一座炼狱，知道你这个炼狱里是什么滋味——

韩：哎，不对了。你怎可能知道我这个炼狱的滋味？这可是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的一层呵。

冯：那我对你的要求有点残忍。可是如果你不重新回去一趟，讲透过去，如实回答我的话，我无法揭开你的内心。

韩：这个我不怕。你总不会比“文革”厉害。你就来吧，跟着我入“炼狱”吧。

一、祸从口出

穿军装的照片（摄于1949年4月12日）

冯：好。我们的谈话单刀直入。你是哪年被抓起来的？在中央美院吗？

韩：不，是在安徽的淮南瓷器厂。可是我的祸根在中央美院。

冯：张贤亮的祸根是他写的一首诗《大风歌》，他写这首诗时十七岁，为此他先后五次入狱，坐了二十二年牢。你呢？为了什么？

韩：言论，爱说牢骚话。

冯：自从1957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的灾难多半因为言论。你在中央美院那时是学生，还是教师？

韩：开始是学生。我1955年从济南考进中央美院，转年成立中央工艺美院时，我被安排到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我的老师是庞薰琹、柴扉、郑可。庞薰琹是我的恩师。

冯：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你当时只是一个青年学生，会在什么时候发表“问题言论”？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吗？

韩：“反右”在美院翻天覆地，许多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包括我几位老师庞薰琹、郑可等等都成了“右派”；工艺美院总共才八十一人，十八人被打成“右派”。连设计国徽的高庄也成了“右派”。当时我年纪太轻，又是学生，还轮不上我们。再说我是穷人家出身，十三岁就参军了，自信对国家对革命忠心不贰，脑袋里的“政治”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吧。能说什么反动话特务话吗？可是自从“反右”之后，脑袋里的想法就多了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便发议论。“大跃进”中虚的假的看不惯，把知识分子全弄下去劳动看不惯。我向来拦不住自己的嘴，心里有话就得往外说。比如我说全民大炼钢铁时炼的钢都是废铁渣子，是我编的吗？再比如，我们跑到白洋淀写生时听当地农民说闹饥荒时饿死了很多人，死人用船往外运，这也不是我造出来的，老百姓会瞎编吗？

冯：拿这些话定罪就有点荒唐了。

韩：更荒唐的事多着呢。比方，班里上辩论课。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学做“反方”，大家做“正方”，辩论的题目是“美国搞原子弹好不好”。反方就是“敌方”，要极力说原子弹好，这样才好激发大家作出更有力的反驳。实际上我们也认为原子弹不好，可是我们不是扮演敌人吗？大家说原子弹怎么怎么不好，我就说：“你再说我们老美不好就扔个原子弹炸你们。”没想到，这些扮演反方的话，最后都成了我美化美帝国主义、仇恨人民的反动言论。

冯：当时就这么定性了？你不会申辩吗？

韩：申辩？和谁申辩？你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些话就全记在档案里了。我档案里乱七八糟吓人的东西多着呢，不过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

冯：这可有点可怕，这说明暗中一直有一支笔记下你的一言一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韩：倒霉的时候，“四清”。到了“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的时候，这些掖在档案里的东西，就当做罪状全端出来了。“四清”是“文革”的前奏，已经开始无限上纲了，一上纲，全是罪大恶极！比如说“大炼钢铁”炼的是废铁渣子，那就是反对“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谁提出来的？毛主席！那就是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你说问题有多严重？平常的牢骚话在运动里问题就大了。

1959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的合影照

在中央美院做教师的照片

冯：“四清”是1963年，那时你二十七岁，应该已经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了。

韩：我1959年毕业。毕业后因为我画得好，不少作品已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在学院是公认的高材生，就被留在装潢系做老师。可是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对“问题言论”的告密多起来了。我做老师期间，一直就是被告密的对象。

冯：这因为1957年的“右派”都是“祸从口出”。有一点我不明白，“反右”时你的老师们全都是因为言论问题被打成“右派”，你怎么没有从中吸取到教训？是不是你认为自己出身穷苦，少年参军，“根正苗红”，不可能把你看做“反动派”？

韩：可能有吧。最主要是我脑袋里没政治，对政治也不敏感，脑袋里全是画。当时，中国最棒的画家一多半都挤在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两座学校里，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江丰、吴作人、蒋兆和、张光宇、郑可、庞薰琹、叶浅予、周令钊、黄永玉等等，都是教授，可厉害了，有的还给我们讲过课。那时我画画的劲头十足，想当画家，当个很棒的画家，没把说几句牢骚话当回事。我只听人说我是“只专不红”，我申请入团一直不要我，可是没听人说过我反动。

冯：你对政治不敏感，不见得政治对你不敏感。搞艺术的用艺术的眼光看政治，搞政治的用政治的眼光看艺术家。政治的判断是利与害，艺术的判断是美与丑。但是当你说某些政治是丑的，它就会把你当做有害的。你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韩：刚才我说了，“四清”。

冯：就在中央工艺美院吗？

韩：不，在安徽。

冯：怎么会在安徽？你下去搞“四清”了吗？还是犯了什么错误被贬到安徽去了？

韩：你这个“被贬”的说法沾边，可表面不是。1963年安徽要建立美术学院，派省委宣传部长赖少奇来到工艺美院请求支援，说是派个艺术上得力的人去帮助他们铺摊子，最多三年，建好后就回来。学院领导把我的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很高兴，马上表示欢迎。学院领导就决定派我去。我还觉得挺光荣呢，哪里知道这是借故把我一脚踢出工艺美院。

冯：因为他们掌握你的“言论问题”，这是变相的一种发配？

韩：对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刚结婚，婚后第八天，就带着老婆和三个学生去到安徽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报到，我一心想着铆足劲儿大干一场，帮他们把美术学院漂漂亮亮立起来，然后尽快返回北京。这时候我在北京干得正起劲呢，许多人都来找我画画。连夏衍、范瑾、冯牧都找我为他们设计封面，田汉的剧作《窦娥冤》也是我画的封面。对了，一次邓拓看到我的装饰画，还配了一首《踏莎行•寨歌》。我真想快去快回，返回到北京文化的氛围里，北京的文化氛围比哪儿都浓。可是一年后安徽这边的美术学院还没有影子，“四清”运动来了，居然把我弄了起来。

冯：为了什么？

韩：首先是在中央工艺美院档案里的事，“四清”一来给一条条全亮出来了，我一听就傻了，平日里的牢骚话全给人记下来了。这都是谁告的密、谁记下来的呢？我感觉后脊梁冒冷气。别看这些话平时找不到头上，临到运动里一上纲，句句够喝半壶的。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韩美林是背着一大箱自己的黑材料跑到安徽找死来的。好像人家事先在这儿给我挖好一个坑，再把我推过来。

冯：那就别叫冤了，这就是命中注定。

《寨歌》（韩美林画，邓拓题诗）

发表于1961年7月22日《北京晚报》

 （未完待续）

选自冯骥才《炼狱 · 天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