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小兵韩美林”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8周年，也是当年韩美林入伍66周年。
上午10点， “一个司令 一个兵——抗战功臣万春浦司令肖像揭幕暨赠送仪式”，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南展区城雕厅内举行。仪式庄严而又肃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93427部队几十名官兵的见证下，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把专门为万春浦司令绘制的一幅肖像、以及题写的一幅书法赠送给万家后人，以告慰自己心中“不能忘却的纪念”。
1949年春天，12岁的贫家子弟韩美林，刚考上济南市立第一中学3个月，就辍学参军，来到了济南四里山的烈士纪念塔建设委员会。而筹建这个烈士塔的重任，是由万春浦司令担当。
“小兵韩美林”（图左一）
“小兵韩美林”跟着万司令当“通讯员”，“翻译”过来就是勤务兵。他的任务就是扫地、端饭、倒水、送信、牵马、站岗，“官不大事不少”。
万春浦曾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原是山东苍山县抱犊崮山区颇有影响的开明士绅。抗日战争期间，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献给了八路军，中共鲁南特委机关常设在他家中，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曾带队在这里常驻。万春浦参与组织领导了鲁南地区的军事斗争，为八路军115师建立发展鲁南抗日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韩美林的记忆中，万司令高高的颧骨，宽阔的前额，挺直的腰板，浑身透出沉着刚毅的军人气概。
万春浦司令（后排中）与家人合影
“十二、三岁的孩子参军，在当时不是什么怪事。我又小又瘦，军服又大又长，走起路来我比它累，万老在马上看我一身汗，抓着皮带把我拎到马背上。我坐在他怀里，他两腿一夹，马跑起来，后面跟着一白一红的小马，走在街上那神气劲，行人都仰头看我们，瞧这一家子！”（韩美林散文《我是一个兵》）
韩美林自小喜欢画画，万司令便把他调到浮雕组，给艺术家们当通讯员，刘素、王昭善、薛俊莲等艺术家成为了他最好的启蒙老师，对韩美林终身从事艺术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退伍之后，韩美林与万司令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来，也曾多方请人帮忙打听，却渺无音讯。
2015年6月13日，韩美林与万家后人见面
看到万司令老照片，悲喜交集
今年6月初，韩美林收到万家后人来信，因山东卫视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计划拍摄万春浦纪录片，得知了韩美林与万春浦司令的过往，韩美林由此与万家后人取得了联系。
6月13日，万春浦司令的曾外孙及外孙女全家受邀来到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当韩美林见到万家后人时，悲喜交集，抹着眼泪哽咽地说：“我是个穷孩子出身，一从军就开始跟着万司令。我跟着他学做人，要实事求是、直立天地。我的很多性格也是受他的影响，永远是老八路的作风，譬如吃饭不剩一粒芝麻、一粒米饭，断了脑袋也要说实话。万司令是我的启蒙老师，是受教一生的恩人。”
韩美林在今天的仪式上深情追忆万司令
韩美林赠送万家后人书法“松高气自寒”
并在万司令肖像油画上现场题字
应万家后人之邀，韩美林协调绘制了一幅万春浦司令的肖像油画，并挥毫题写书法“松高气自寒”。
在今天的仪式现场，韩美林又在万司令肖像油画上题写：
“司令、列兵、父子、前辈、恩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共和国及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万春浦司令员。
公元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乙未羊年六月（八一建军节）七十九岁学生韩美林叩首。”
无论经受怎样的风雨，无论走过怎样的岁月，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真情最可贵。韩美林的“叩首”，是对万司令的追怀，是对引路人的感恩，是对至真至情的致敬。
韩美林题字的万春浦司令肖像油画
韩美林、周建萍夫妇与万家后人合影
附：韩美林散文《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
韩美林
五十年前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那时的孩子与今不同，不懂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一心装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穷人已经翻了身，这共和国就是我们穷人的”、“共产主义就是各取所需，要面包有面包，要粽子有粽子”……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我已参军半年。参军的地点在济南四里山，济南解放后就着手修建烈士纪念塔，我跟着司令员万春浦当“通讯员”，“翻译”过来就是勤务兵。我的任务就是扫地、端饭、倒水、送信、牵马、站岗，官不大事不少。万老的任务就是从野战军留下来抓建这个烈士塔。
十二三岁的孩子参军当时不是什么怪事。解放战争中，那时发给一件槐树豆子染的褂子，不管大小，一穿上身就是解放军。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才有了大檐帽。
那天早晨应了“人欢马叫”的那句话，我们虽然都来自天南海北，但是盼这个共和国成立可是这一辈子最大的事。除了万司令，下面的会计、司机、炊事员都是老解放区上来的，管理员老曹、饲养员老赵，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万老那匹大白马也历经百战，它带着一白一红两匹小马，一匹是三个月前自己生的，另一匹小红马是它的“干儿子”。小红马的妈妈是战死在解放战场上的，很了不起。大白马像对儿子一样收了这个“战争孤儿”。大白马什么都懂，送万老回家时，老马识途，我牵马只是个样子。我又小又瘦，军服又大又长，走起路来我比它累，万老在马上看我一身汗，抓着皮带把我拎到马背上。我坐在他怀里，他两腿一夹，马跑起来，后面跟着一白一红的小马，走在街上那神气劲，行人都仰头看我们，瞧这一家子！
我们这个队伍里也有工程师，他们是负责设计烈士塔的。还有从各地来的艺术家，如刘素、王昭善、薛俊莲，他们是我一生不能忘的启蒙老师，我终身参与艺事就是他们起了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日本人，叫长谷，名字不知道，我小孩也想不到那上面去，只知道他是被国民党俘虏了以后又被解放军俘虏。他也是通讯员，也参加站岗，平时不说话，站岗时听他叼唠着想家，他家是大阪的。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我们一样平等，大家没有把他当成日本鬼子。
“十一”前，来了一二十个新人，我还不认识。不过，那天早晨大家都忙着插旗、贴红、敲锣鼓，杀鸡、杀猪、蒸馒头（平时一个星期吃一次细粮），我心情格外高兴，“共产主义就要来了”就没有离开我这小小脑袋瓜子。总之，那天不管什么人支使我，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小孩到底是小孩，一有空就往厨房过“共产主义去”，不是抓个枣馒头就是蹭根黄瓜，咬上几口就喂了两个小马。我们仨过来过去，从后院串到神社前面。我呢，当然是穷人上了天。它两个呢，那还用说：我早就给它两个“共产主义”待遇了，要白菜有白菜，要黄瓜有黄瓜，它们早就是我铁杆哥们儿了。
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它们至少吃了十几根黄瓜。第二天，两匹小马拉了肚子，老赵把我给熊得都快不像个人了。
马鞍山上的大喇叭响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那时广播还很不普遍。我们山上是机枪连，他们那个喇叭响彻几个山头，广播里不时传来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声音，人潮澎湃、欢呼浪高，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今天是真正站起来了。我小孩的感情没有大人的丰富，从听到大会一宣布开始，万老就落了泪。那时我正提着一壶开水走进门里，万老立正站在那里，桌子上那个日本“戏盒子”（收音机）开始奏起了庄严的国歌，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国歌播放时要原地立正，我提着这个大铁壶就站在门里。
我是个小孩，心里感觉不到辛酸。虽然从小受苦，两岁死了父亲，我们兄弟俩都是靠奶奶和母亲两个寡妇拉扯起来的，没吃过饱饭，没穿过暖衣，我们的早点就是茶馆大筛子里的废茶叶捏的茶叶团子。今天我成了主人，回到家里给奶奶、妈妈、弟弟和邻居的大爷大娘和孩子们大讲“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虽然扯上一些“要面包有面包，要粽子有粽子”的乌托邦，但是这个“忠”字成了我一生不可忘记的信条。
我不能忘记的是，解放济南时一位解放军拿着手榴弹大喝一声：“有没有国民党？交枪不杀！”回头和和气气地对我奶奶讲，“我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他出门又投向战火……
第二天，另一位解放军过家来，对我奶奶讲：“这个条子是十斤黄豆，就在隔壁济南师范，去领吧!”饿了七八天的我们都有些傻楞楞的，我奶奶悟过来，趴在地上给解放军嗑了一个响头。
人不可忘本，过河也不可拆桥，我今天已经是解放军了，穷人不能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
……
国歌放完了，我一下子回到现实，我的腿烫起一大片血泡，万老跑过来迅速指挥别人快拿药来，我疼得呲牙咧嘴地坐在地上，心里还在想：刚才我怎么不疼呢！
远处响起了隆隆的礼炮声……
第二年三月，我正式加入了三野二十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