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作家文摘》，连载了韩美林夫人、四地韩美林艺术馆总馆长周建萍的新书《恰逢其时》。

现将全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恰逢其时》

书名: 恰逢其时

作者: 周建萍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22-2

《恰逢其时》选载之一

南 水 北 调

（一）

我的人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三十五岁为分水岭，之前在南方，之后在北方。

▲全家福

1964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杭州。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机关公职人员。小时候我长得人见人爱，因为父母公务繁忙，哥哥只比我大一岁，故我基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座女孩，崇尚自由、喜欢冒险、乐于助人——所有射手座应有的特质我都拥有。十九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九岁的青年才俊，于是我自作主张偷了家里的户口本，与其登记结婚了。为此，最疼爱我的爸爸伤心欲绝，他怪我妈妈没有藏好户口本而打了我妈妈，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想不是因为父亲的拳头，而是因为任性的我实在太让她失望了。

由于过早恋爱和结婚，我第一年大学没考上，后来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儿子，在学业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以至后来我用了十年的时间不断学习，从电大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来弥补这个缺憾。那段时间，浙江图书馆教室、杭州大学校园、浙江大学校园经常会出现一个火急火燎骑着配有儿童座椅的自行车、又像妈妈又像姑娘的我。最艰难的时候，我每天一大早将几个月大的儿子送到育婴室，交给老师一个鸡蛋一瓶牛奶后，便匆匆赶到学校去上课，下了课赶紧去育婴室将儿子从痰盂上解救下来（因为当时孩子多老师少，婴儿基本被绑在一个个痰盂上）。我回到家给屎尿一身的儿子洗澡、喂奶，将其哄睡之后再复习功课。这种生活我坚持下来了，那是我自己酿的苦酒，我必须自己喝下去。

▲与大儿子了然

所幸的是，大学没考上，上帝却给了我一份喜欢的工作，这得益于高中时期我获得过中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故被浙江展览馆录取当讲解员。因为那里讲解工作是阶段性的，1983年夏天我被借调到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以下简称“影协”），影协的上级主管单位是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主要工作是协助举办那年的全省电影剧本创作年会。这一次借调，让我在电影界待了三十三年，直到提前退休。

或许是自己性格中的倔强和吃苦耐劳的秉性成就了我，自从到了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一路走来，从秘书到副秘书长，再到秘书长、副主席。30岁前，我结婚生子、完成了学业、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当时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所有的动力，我想是来自未考上大学的羞辱，以及我对父母的愧疚。

在事业上，我遇到的第一位伯乐是浙江省文联原主席顾锡东，他是浙江剧作界的领军人物，一生创作了六十余部剧目，如《五女拜寿》《汉宫怨》等，写过200多篇戏剧类评论文章。他的大智、大德、大善、大爱，为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顾伯伯当时作为浙江文联党组成员，分管戏剧、电影。他非常勤奋，每次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时总是看见他在伏案疾书，他的稿子非常工整，没有一个错别字。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在各协会中年龄最小的缘故，顾伯伯对我呵护备至，后来浙江电影家协会工作能在全国影协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顾伯伯的引导、信任和支持。

2003年，我从北京回到杭州参加顾伯伯的追悼会时伤心欲绝，我后悔2001年离开杭州后没有经常回去看他，我更后悔顾伯伯因为在雪地里摔了一跤引起并发症后我没有去医院探望。当我听说浙江医院的医生对顾伯伯的病情恶化束手无策，顾伯伯绝望地说了一句“一帮庸医”后抱憾九泉时，我痛苦得不能自拔，之后很多年，每每想起这句话，我仍心如刀绞。

浙江文联绝对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艺术家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文联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栋小楼里，一层是会议室，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宿舍。记得当时只有会议室有空调，夏天，每到中午大家都会去会议室纳凉，可谓各路精英济济一堂，场面相当壮观，记得美术家协会（以下简称“美协”）有姜宝林、曾宓、董小明、潘鸿海、魏新燕，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有张晓明、袁敏、盛子潮、朱海、陈建军，舞蹈家协会（以下简称“舞协”）有郭桂芝、马云，曲艺家协会（以下简称“曲协”）有马来法（马云的父亲），还有摄影家协会（以下简称“摄协”）的周润三，基建科的钟睒睒等，文联还时不时有名家来访，像麦家、余华、茅威涛、何赛飞等都曾或投稿或来切磋。

▲由浙江省电影家协会承办2000年夏衍百年诞辰活动

记得马云、钟睒睒、卢小萍、石红等我们几个趣味相投的发小经常聚在一起，马云年轻的时候并不像如今这样锋芒毕露，甚至还比较含蓄腼腆，我想当年我过早地恋爱结婚生子一定让他们觉得很无趣。否则，我们的青春期互动应该更多一些，至少马云去西湖边练习英语口语时，我时而也能成为“跟班”。记得马云即将离开文联去读大学前夕，文联几个年轻人自发组织去诸暨五泄风景区游玩，我因一早送儿子去托儿所未能赶上火车。为了追赶大部队，表达我的“忠心”，我还是坐上了下一班火车，尽管落日时才赶到那里，但五泄的夕阳下，看见钟睒睒、马云、张建安等众兄弟姐妹远远地向我招手的时候，我仍感到无比幸福。

2006年马云与太太张瑛来我们杭州馆家做客时，我们一别已近二十年。虽然彼此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少时的记忆犹存。比如，单位路口有一个卖馄饨和葱煎包子的小摊，大家都喜欢在那里吃早点，尤其是钟睒睒，几乎每天光顾。

在马云求学、创业，钟睒睒创办养生堂、农夫山泉的那段时间里，我除了继续弥补校园的缺失外也没闲着。女人嘛，除了安宁的生活，我能做的就是将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的本职工作做好，像我们这种群众团体，国家给钱有限，基本靠秘书长自己去化缘和创收。记得我这个协会当时在整个文联中是最富有的。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整个90年代，我也是全国电影家协会里年龄最小的秘书长，其次是江苏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陈国富。江浙影协是全国影协中工作最出色的两个协会，全国性电影活动此起彼伏，各种创作年会、观摩活动办得风生水起。1992年在山东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影协工作年会上碰到黄宗江先生，黄老给我和陈国富起名为“金童玉女”，这个称呼在电影界足足用了三十年，直到2015年12月我主动提前退休。

▲与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田华

1991年夏天，浙江大学作家班的最后一个学期交毕业论文选题，我选择了“大墙内的女子”这个题材。起因很简单，我的一个美院的朋友在劳教，我去看过她一次，便被那儿吸引了。浙江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高明副局长为我安排去浙江金华十里坪女子劳教所体验生活，顾锡东主席为我写了推荐信。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清晨，我踏上了去浙西方向的列车，毅然闯入了浙江十里坪女子劳教所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面对着许多性格迥异的姑娘或警惕或呆滞的目光，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来对了！因为我看到了这里集中了最聪明和最愚笨的女人，而这两种女人恰恰是最有故事的女人。

劳教，顾名思义，是对犯罪情节较轻者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待之。2013年劳教制度已被废除。劳教所里许许多多失足女子，卖淫、盗窃、行凶、诈骗，伤风败俗、寡廉鲜耻，说起来令人齿寒，难道她们被社会所抛弃，都是咎由自取吗？她们大都有不幸福的畸形家庭，不正常的社会遭遇，其中固然有她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家庭和社会深层次的不谐之音，也许更值得人们深思。

去劳教所前，我要求不以采访者身份，而以被劳教人员的身份进入，与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先例，但是最终还是做到了。据说当时的省司法厅胡厅长还请示了公安部的张秀夫部长，部长指示：在保护好采访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满足采访的要求。

▲与电影《女儿谷》的演员们在浙江金华十里坪女子教养所体验生活

到了十里坪女子劳教所，我首先认识了所长陈素明，这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警官，还有指导员“老歪”。我进了劳教所后受到了女劳教人员的极力追捧，令我有些受宠若惊。无论女孩，还是大妈，都愿意把她们的故事讲给我听，白天，我与她们形影不离，学着里面的行话；晚上，在被窝里将心底积压的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像挤牙膏般挤出来，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不方便纸笔记录，只有默默地把这些记在脑子里，然后抽时间偷偷整理出来。两个月后，一些自称“男部”的人开始喜欢我，有的甚至还为我大打出手。在被骚扰得无处藏身后，我不得不公开身份。没想到，公开身份后那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地“爱”我，因为谁也不曾想到一个“采访者”可以跟她们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她们对我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我俨然成了英雄。

其实除了陈所长、“老歪”政委外，食堂的王师傅也知道我的身份，打菜时候他也会照顾我一下。出来以后，为了给我的“同教”更多温暖，十里坪劳教所汶口那个唯一的小卖部里的东西几乎被我买空，包括香烟。也许你不相信，一般糖衣炮弹打动不了这些满心疮痍的女孩，唯一见效的就是烟。几乎所有的姑娘们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她们太脆弱了，脆弱得只要嗅一嗅从我嘴里吐出来的烟圈就已心满意足。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抽烟。我辜负了所里领导对我的信任，胸前别着陈素明所长01号徽章自由出入戒备森严的大门，怀里却总是揣着劳教所最忌讳带入的东西。抽一根烟罚十天，我不会去害这些女孩，只得佯装自己烟瘾大，一根接一根，在这迷漫的烟雾中，姑娘们向我吐露出如烟般的往事……

我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完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回眸女儿谷》，它是我的毕业论文，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季刊上发表了。我的责编李硕儒老师对该作评价很高，那时他时常跟我谈起“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

我自小就喜欢写作，从小到大，豆腐块文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我所在的单位也有不少知名作家，平时与《江南》《东海》《山海经》的编辑们在一个楼里上班，也许耳濡目染吧，从那时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写剧本。我与前夫相识也是因为文学，他是一位优秀的编剧，天资聪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我们是在一次生日聚会上相识的，后来当彼此有好感时，我向他袒露了自己在十七岁时单恋过一位有妇之夫，将这段“暗恋”写成的小说《他》交给他，并告诉他，恐怕自己在精神上已经不那么纯洁了。没想到看完我的小说，前夫说：“哪怕你是一泡臭狗屎我也要抱在怀里了。”

▲与谢晋导演在《女儿谷》拍摄现场哄小演员爱爱

《回眸女儿谷》是我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不到一年，谢晋导演的制片人毕立奎给我打电话说，谢晋导演在《小说》杂志上看到我的纪实小说《回眸女儿谷》，想买断小说版权改编成电影剧本，我仿若在梦里，但想到那是我的第一手资料，又有谁比我更了解那些女劳教呢？这时候我那射手座牛脾气又顶上来了，我对毕立奎主任说：“毕主任，版权我不卖，除非让我自己改剧本。”

后来，谢导开恩了，说那就让她试试吧。1993年夏，我被邀请到上海去见导演，这也是我第一次以作者身份与谢晋导演面对面。那天我穿着花背带裤、戴着花帽子去徐家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找谢晋，谢导正与潘虹等人在会议室开会，见到我拉了拉我的帽檐哈哈大笑说：“完全是一个小姑娘嘛！怎么听说有孩子了？”晚上谢导请我吃饭，还特意请来了宗福先老师，他希望宗福先老师给我些剧本修改方面的经验和建议。整个吃饭过程中谢导一直在谈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经典影片《罗马十一点钟》，希望我回去仔细阅读这个剧本，说对我的创作会有帮助。

▲谢晋导演在拍摄现场给《女儿谷》演员说戏

回到杭州后，为了充实素材、丰满人物，我又去了两次十里坪女子劳教所。由于劳教最多三年，最少一年，我去时发现来了不少新人，也看到几位老人，只不过她们已是“二进宫”了。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剧本《女儿谷》初稿，之后被邀请到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去修改剧本，我与谢导的学生们吃住在一起，他们中有李翠云、赵薇、马翎雁、郑蓉蓉、卢政萍、陈思成、赵娜娜、渡边美穗、牟凤彬、王大安等，记得赵薇和马翎雁与我生肖相同，比我小一轮，大家都叫我周姐。他们的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张仁里，当过姜文的班主任。

▲与谢晋导演在《女儿谷》首映式上为观众签名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谢晋导演看上我小说的良苦用心，因为我写的是一群女犯，而他这部戏是想给谢晋明星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量身定制的，所以，影片最初定位就是一部群戏。那段时间，谢导边安排学生排戏边让我修改剧本，他还专门请来了余秋雨老师为我开“小灶”授课。秋雨老师建议我在剧本的最后增加一场高潮大戏，他说看了我的剧本，发现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就有十二人之多，这十二人又各自怀揣着不同的故事和秘密，难度的确很大，需要沉下心去写。为了使故事更丰盈，人物更有个性，我又去了上海青浦女子劳教所体验了生活，影片中静儿的原型就源自上海青浦女子劳教所。

▲电影《女儿谷》荣获大学生电影节特别荣誉奖

皇天不负有心人，八易其稿，剧本终于尘埃落定。谢晋导演的确会“压榨”编剧，他自己不写，但会煽动你写。1994年5月，《女儿谷》正式开机，马翎雁、赵薇、卢政萍、赵娜娜、牟凤彬等人如愿以偿担纲影片主要角色。谢晋导演让我待在片场随时为剧本修改台词，这好像是他的创作习惯，但对编剧来说是一个考验。很多人说谢晋导演是明星的伯乐，我认为对编剧亦是。感谢谢晋导演，他使一个连起码的编剧基本要求也不懂的作者圆满完成了任务，使我领略了创作的艰辛，每当夜深人静我提笔痛苦得想甩手不干时，总觉得导演用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赶着我，让我欲罢不能，否则就没有此后媒体“中国影坛上导演、编剧年龄最悬殊的一次合作”的报道了。

1995年，《女儿谷》杀青后在我的家乡杭州首映，我请来了从十里坪女子劳教所解除劳教的一些女孩，她们出来后大都“混”得不怎么好，除了社会歧视、工作没有着落外，生活也不幸福，影片最后，由金复载作曲的《妈妈，别抛弃我》歌声响起：

头顶的天空为什么这样小？

因为四周的围墙老高、老高。

夜晚的星星为什么这样陌生？

因为属于我的那一颗不见了。

啊，妈妈！

别抛弃我，别抛弃我……

那时，我觉察到了台下某个区域的抽泣声……

▲与法国南特电影节原主席阿兰•雅拉杜夫妇在戛纳电影节颁奖典礼现场

1996年，《女儿谷》被选为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指定影片并荣获第四届大学生电影节特别荣誉奖。记得在北京师范大学领奖当天，正赶上赵薇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面试，领奖的前三分钟，远远看见身着我那件露腰小红棉袄、带着面试胜利微笑的小燕子向我们狂奔过来——尽管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她是小燕子。

之后，我的文学作品集《回眸女儿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恩师顾锡东在序里写道：“在小说《女儿谷》里，周建萍以其真挚的感情反映女子劳教所里的真实生活，剔其幽微，笔触细腻，抉其隐秘，描写大胆，一个个性格形象栩栩如生，颇有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生动情节。这部作品的吸引力，是在于只现身而不说法，让读者们阅之而掩卷叹息，激起对她们畸形人生的感触，对社会弊病的思考，周建萍后来在电影文学剧本中为她们作了代言：‘妈妈，别抛弃我！’”

▲芳华

记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曾经来杭州采访过我，他们从我在单位上班跟拍到下班去幼儿园接儿子，再跟拍到菜场买菜，最后跟拍到家里做饭。记者问我，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我说，我希望做一个完整的女人，记者问什么是完整的女人？我说事业和家庭并举的女人。事实上，无论从内心还是实践，我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人不觉得我做家务是一把好手，不用提前预约，我能在一个小时内烧出一大桌可口的饭菜；很多人都觉得我带孩子是那样地干练自如，经常看到我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抱起儿子一把将他准确无误地扔到车后座椅上，且从未失手过；没有人不觉得我在工作上是拼命三郎、追求实效的人……

作者介绍

周建萍，编剧，1964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现任四地韩美林艺术馆总馆长（杭州、北京、银川、宜兴）、韩美林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曾任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大型活动主任、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国田汉基金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夏衍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创作电影、电视剧、小说、报告文学等200余万字，发表于全国各大刊物，其中电影剧本《女儿谷》被著名导演谢晋搬上银幕，该片于1996年获得第三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高荣誉奖、入选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2002年起连续13年担任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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